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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评论】消逝的乡土

2016-12-14 09:04:17 来源:艺术家提供作者:易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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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罗中立画了一辈子的农民题材,而他自己并非农民出身,甚至还没有知青的经历。《父亲》产生的年代,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社会,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。《父亲》的意义也在于此,罗中立关注的不是农民的形象或农民的问题,而是当时的中国问题;《父亲》表现的是集体经验,而非个人经验。关于这个问题,罗中立可能没有自觉的意识,他后来的作品仍然以农民为题材,却是有些风情化的倾向。这似乎是一个普遍的倾向,到农村寻找灵感,以适合传统创作规则的需要。他后来制止了这种倾向,极力摆脱现实主义的陈规,回归《父亲》的主题。

  罗中立将农民的表现视为一种责任,他不是如实地记录农民的生活,也不是诗意化地观照乡土,以适合城里人的某种趣味。他是把自己的认识赋予对象,从而强化了农民某方面的特征,与《父亲》的高度写实不同(这种写实实际上是在一个形式主义的框架中),《故乡》组画是想象的再现,而非真实场景的描绘。被突出和夸张的特征隐含着画家所认定的意义。在这批画中,农民的形象作了处理,身材粗短,相貌平平,动作笨拙;环境表现得简陋、贫寒;颜色单调沉闷,用笔粗狂质朴。这种近似原始主义的风格有着两方面的意义,一个是对风情化的抵制,坚持现实主义的本质表现,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表现事物,表现的形式也从反映事物本质中浮现出来。另一个是社会的意义,这种粗俗质朴的形式是事物自身的属性,原始、贫困、辛劳等都是通过特有的形式表现出来。罗中立把这种蕴藏在农民身上的本质属性看作一种伟大的精神,在农民身上承载着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精神。从这一点来看,《故乡》与《父亲》是一脉相承的。这是罗中立的乡土题材的第一个阶段,可以称为他的再现时期。

  第一个阶段仍然是再现的,因为它是以自然为基础,从中提炼出形式与精神。第二个阶段是第一个阶段的延续,但精神被沉淀下去,形式凸现出来。在第一个阶段中,形式依附于形象,这有点类似于米勒的绘画,从原始质朴的真实表现中产生现代艺术的形式。形象的塑造不是形式创造的根本目的,何况现实的形象也在时间中发生变化。这就是说,按照真实性的原则来表现农民,在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的过程中,农民的形象也在由传统变成现代,一个90年代的农民不可能还原到80年代的农民。同样,依附于传统农民形象的特有的形式,也将随着这些变化而逐渐消失。面对现代化的进程,罗中立的策略是守望家园,但相对于以前的创作做了策略性的调整。这个调整就是民间入画,即用民间艺术的意象取代早先的写实。民间画风兴起于80年代,大多是把现实的形象嵌入民间艺术的样式。罗中立是借用民间的意象,在写实与民间之间的一种想象的民间。这实际上也是他前一阶段的延伸,也就是把农民的形象特征进一步地形式夸张,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坏画和颜色。坏画意味着天然的、原始的、不规则的画法,笨拙、幼稚和天真的造型。色彩上则是对比色的不和谐并置,主要是红色和绿色,这一点很接近民间艺术,特别是年画和手工艺品。题材没有变化,形式却有大变化,但形式的意义蕴藏在题材内部,它是持久的,不变的,甚至是永恒的。这是罗中立的民间时期。

  2000年以后是罗中立的图像时期,也是他的第三个阶段。在某种程度上,这个时期的形象是前两个时期的重复和挪用。所谓重复,意味着原始形象的消失,生发新的意义,因为这个形象在现实中已经不存在了,而现在坚持它的存在不仅意味着曾经的意义仍旧作用于今天,还在于今天怎样赋予它新的意义。第二个阶段,罗中立是用民间的形式对原始的形象作变形与夸张,进一步强化农民的本质特征。第三个阶段的形象没有大的变化,基本上是第二个阶段的延续,但去除了环境和背景,进一步消解现实的特征,形象被符号化了。符号不是孤立的存在,与此并置的还有网格状的形式。网格用白色的直线排列,而形象则增加了颜色的强度,不了解他以前作品的人,还以为进入了一个卡通世界。不排除罗中立有意挪用卡通的意识,更准确地说,应该是图像化的表现。这时期的作品在视觉上大多可分为三个层面,一个是原始的形象,但已没有现实的参照;一个是图像化的颜色,区别于民间的颜色,更接近于数字化图像的关系。第三是符号化的网格,非形象的符号与形象形成强烈的对比。作品的关键就在于这种对比。符号也意味着象征,不断重复的形象逐渐演变为符号,网格更是符号化的表达,两者的并置就是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之间的对抗。图像时期的作品不是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表达,而是处心积虑的设计,网格是现代、西方、全球化的象征,它用冷漠、中性的白色来表现,网格覆盖着形象,原始粗野的形象似乎要突破网格,与它格格不入。罗中立不再追求从形象中挖掘形式语言,而强调形象原有的历史、传统和文化的意义。这个意义也是在传统与现代、东方与西方、本土与全球化的对抗中更加显现出来。罗中立坚信,不管时代如何变化,乡土如何远去,蕴藏在中国的、本土的、东方的文化中的形式的表现力是不会消逝的,而且在文化对抗的条件下,更加显示出它的价值。

  三个阶段包括了三个年代,30年过去,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罗中立的艺术正好从侧面反映了这种变化。但是这种变化既是社会的,也是个人的,罗中立的艺术并不是对社会变化的记录,虽然它反映了社会变化,更多的是个人经验的表述。这种经验是双重的,一个是他在那个时代的独特的经验,这导致《父亲》的产生;另一个是《父亲》提供的经验,他塑造了“英雄”,自己也被规定在“英雄”的位置上。农民是“英雄”(《父亲》)的化身,也是个人经验的表征。当乡土消逝,英雄远去的时候,个人经验(记忆)仍会顽强地显现自身,经验与现实的冲突则不可避免。这种经验是罗中立独有的,现代性的现实则是共有的,对于冲突的表现因而也是独一无二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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